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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康”后不适如何缓解？官方详解第十版诊疗方案******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韦香惠)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医疗救治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做好诊疗关口前移和重症患者救治是重要着力点。
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扩容增能 殷立勤 摄新版诊疗方案进一步丰富诊断和治疗手段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介绍，在诊断标准上，将新冠病毒的抗原检测阳性纳入了诊断标准，主要考虑是抗原检测对病毒载量高的感染者有非常好的检测灵敏度，特别是随着抗原检测技术不断优化和成熟，因此新冠病毒感染者特别是病毒载量高的感染者检出率比较高。同时，抗原检测非常方便，简单易行，方便感染者在家里进行自测。
在临床救治方面，国家卫健委充分借鉴三年来取得的宝贵经验，一是加强关口前移；二是进一步规范重症救治；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四是进一步强化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疾病共治理念。
医护人员为市民进行氧饱和度检测。 殷立勤 摄临床分型为何取消普通型，增加中型
郭燕红解释，中型定义是持续高热大于3天，在静息状态下吸空气的指氧饱和度要大于93%，影像学可见特征性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表现，但是它比重型，也就是氧饱和度小于93%的程度要轻，这类病例归类于中型。
她表示，第十版诊疗方案的调整是根据感染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和危重型，更加符合临床实际。临床分型调整以后，也更加有利于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综合研判，并给予综合的治疗措施。
医护人员在CT扫描室帮助市民进行拍片。 殷立勤 摄高危人群为何由60岁以上调为65岁以上
第十版诊疗方案中的重型和危重型高危人群的判定标准，年龄从第九版的大于60岁改成了大于65岁。
对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解释，关于这次微调，在临床实践中，确实发现65岁以上的患有基础病、尤其没有打疫苗的人群重症化和危重症比例更高，目前临床上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次诊疗方案进行了微调。
“不管60岁还是65岁，我们都要强调伴有基础病的、没有打疫苗的更需要关注。”王贵强表示，希望在临床实践中将这些高风险人群纳入管理，早期干预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转送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最大限度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村卫生员在卫生室准备中药与县乡医务人员及村干上门开展巡诊服务。 吴德军 摄针对“阳康”后不适，提出三种治疗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提到，每一位患者都十分关注“阳康”后的不适，第十版方案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临床特征提出了三个状态的治疗方案。
他介绍，一是针对乏力伴有脾胃功能虚弱，提供了经典名方六君子汤治疗；二是针对乏力伴易出汗，心慌胸闷等不适，推荐了沙参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等经典名方；三是针对目前最常见的咳嗽痰少等不适，方案推荐了射干麻黄汤。
刘清泉表示，第十版方案非常关注核酸、抗原转阴后的诸多不适，尤其是更加适用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转阴后的康复治疗。(完)
人工智能如何做到可信、可用？专家热议：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可知、可信、可控、可用。而在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虽然非常强大，但是离完美、完善仍有相当的距离。从技术角度和技术应用角度，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做到扬长避短？ 近日，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但反过来，如果什么都不管，也不行。 “因此，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同时，做技术的人，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的风险、抑制工具，即约束风险的工具，尽快想明白。自己也做，同时号召大家做，两者结合。”他说。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技术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的范围内。同时，社会也要进行集体的监督，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要能够召回、撤销。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当然是需要平衡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他指出。 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的AI模型，或者更加可解释的AI应用。 “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想要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比如：模型层面的可解释，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是看不懂的，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因此，在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以及不同的可解释级别，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他说。 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现在是不是时候？ 高文认为，人工智能软件、系统应该有召回的功能。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可能带来危害，要么召回，要么撤销。 高文说，应用的开发者，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的时候，他应该有责任。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他可以拒绝后面的支持和维护，甚至可以起诉。“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光说是开发者的责任，他可能觉得冤枉，因为他只提供工具，但有时候是有责任的，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田天建议，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造假、个人隐私泄露，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生命安全的，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这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 “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不光是从限制角度，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促进合规地发展。”田天称。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AIIG)承办，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中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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